八月新书 | 九色鹿•从长安到日本

偶书评
2020-09-13 2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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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到日本》

作者: 郭雪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

ISBN:978-7-5201-6424-5

出版时间:2020年08月

电子书售价:67.18 元

 

 

遣唐使与长安的“不在场”

公元八世纪初,日本入唐僧弁正面对盛唐时期长安城的繁华景象不无感伤地写道:“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与弁正同批入唐的山上忆良(660~733)离开长安时,也留下了一首著名的万叶和歌:“诸公归日本,早作故乡人。遥想御津岸,滨松待恋频。”弁正的诗收录在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中,山上忆良的和歌则收录于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中,两位遣唐使关于长安的苦涩体验由此被写入了日本“汉”“和”文学史的扉页上,而且是与“日本”国号同时登场。

 

如果将他们汉诗、和歌中的情感单纯地理解为客居异域者思怀故国的惆怅,那对这一代遣唐使入唐经验的处理可能就过于平面化了。大宝二年(702),释弁正、山上忆良跟随以粟田真人为执节使、多至比广成为押使的第七次遣唐使团入唐。使节团于大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从博多大津港入海,七月中旬到达扬州,十月辗转抵达长安。翌年正月,使者在长安城蓬莱宫正式朝贺谒见。这批遣唐使是自白村江之战(663)唐朝水师彻底击垮倭军之后,日本舍弃“倭国”旧称,时隔三十余年再次向唐帝国正式派遣的外交使者,国号“日本”由此正式登上了东亚外交舞台。

 

日本使者看到的长安城,是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唐帝国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兴建的都城。当时的长安城是世界上以人口超越百万而自豪的国际大都市,其繁华景象从唐诗各种脍炙人口的描述中就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日本大宝四年,即武周长安四年(704)春,遣唐使完成了外交使命准备归国。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在大明宫麟德殿设宴欢送日本使者。大明宫位于长安城宫城东北部,麟德殿是大明宫最为壮丽的宫殿之一。则天皇帝为表示对日本使者的友好,特意释放了四十年前白村江战役中被唐军捕获的三名倭国俘虏。在七世纪东亚海域的那场战事中,他们还都是年轻的士兵,如今却已成白发老人。

 

山上忆良等使者回到日本的第四年二月,也即和铜元年(708),元明天皇(661~721)颁布迁都诏书,并在两年后的和铜三年(710)三月十日,正式从藤原京迁都至奈良盆地的平城京。当时迁都工程极为匆忙,甚至连平城宫的中心建筑大极殿都没有修好,平城京内的条坊道路大部分在迁都三年之后才陆续完成。大宝年间派遣的这批使者是从藤原京出发的,建于持统八年(694)的藤原京,以《周礼·考工记》中的理想都城为原型,是日本营造的第一所条坊制都城。藤原京从兴建到废止仅存在了十六年,至于其间原因,日本学界长期的通说是,任命大宝遣唐使的这一年,日本朝廷制定了“大宝律令”,藤原京作为律令制国家的都城,显然过于狭窄。然而,近几年随着对藤原京的发掘调查,显示其京域面积之广远在平城京之上,因此学界开始指出,大宝年间遣唐使带回的长安城见闻,才是促使这次迁都的重要契机。

 

平城京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条坊形都城,这被认为是粟田真人等使者入唐收集信息的功劳——他们滞留长安城期间,目睹了长安城的都城空间和王权礼仪,认识到要营造出能展示日本列岛统一和天皇绝对权威的律令制都城的必要性,并带回了唐长城的都市设计图。粟田真人是特设的执节使,押使多治比广成归国后被任命为平城宫的造宫卿,而迄今为止的大量考古遗址也证实了平城宫是仿照唐长安城含元殿而来。平安宫建筑的完成标志着日本律令制国家都城的诞生,这在日本古代国家成立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学界诸位前贤已经充分肯定了大宝度遣唐使在唐日外交史上的分水岭意义,但日本真正大规模地摄取唐朝文化,则是得利益于在玄宗朝(685~762)入唐的三批使者——养老元年(717)出发的第八次遣唐使、天平五年(733)出发的第九次遣唐使及天平胜宝四年(752)出发的第十次遣唐使。如此说来,玄宗朝对于日本遣唐使而言真是意义非凡。

 

养老元年(717)日本派遣使者共五百五十七人,分乘四艘大船,从难波(今大阪)三津浦出港至博多,经奄美大岛入海发往唐朝,同年十月一日抵达长安。时值唐玄宗治世的开元五年(717),年轻有为的玄宗皇帝在姚崇、宋璟等名相的辅佐之下,励精图治,创造出了“开元盛世”。《旧唐书》特别记载了玄宗为嘉赏遣唐使的笃学之心,命大学四门助教赵玄默到鸿胪寺传经授学之事。养老年间到达长安的这批使者中,不仅有号称奈良朝“翰墨之宗”的藤原宇合,更有赫赫有名的留学生吉备真备(695~775)和阿倍仲麻吕(698?~770)随行,养老律令的编纂者大和长冈(689~769)也在其列。留学生吉备真备是奈良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日本史上罕有的两次踏入长安的人物——分别于养老元年(717)和天平胜宝四年(752)。吉备真备在长安滞居十七年以上,研览经史,遍涉众艺。他从长安归日本时,带回了数目浩瀚的经史典籍,如《唐礼》《大衍历经》《乐书要录》等,对奈良朝政坛影响极大。同行的阿倍仲麻吕是中国史书上最有名的遣唐使,入唐时年仅十九岁。阿倍仲麻吕以留学生身份进入长安,进士及第之后,任司教局校书。《古今集》卷九羁旅歌所收“天之原”和歌,据说是羁旅唐土多年的阿倍仲麻吕回归日本时,在明州海岸所咏的望乡歌。现在这首和歌译作的汉诗被刻于西安市兴庆公园湖畔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上,诗曰:“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井真成也是与阿倍仲麻吕同批入唐的使者。2004年9月,井真成墓志在西安东郊出土,一时成为中日学界关注的焦点。墓志上出现的“日本”二字,为史学界讨论“日本”国号的出现时间提供了重要证据。井真成病故于长安,当时客居长安的日本使者们安葬了这位同胞,并在墓志结尾作辞悼念:“寂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与多年客居长安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和井真成不同,副使藤原宇合在养老二年(718)回到日本,翌年便升迁正五位上,任常陆国守。养老五年(721)九月,藤原宇合之兄武智麻吕任造宫卿,负责修葺整备平城京宫殿。《武智麻吕传》特别记载了这次修缮的目的:“由是宫室严丽,人知帝尊。”众所周知,通过宫殿的庄严华丽显示帝王尊贵与仁德的理念,早在萧何营造未央宫的时候就说过了:“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养老八年(724),日本朝廷又下令将平城京内的贵族、庶民住宅,从之前的板葺草舍统一改成了白墙瓦舍朱栋的中国风建筑。《续日本纪》记载了当时太政官的奏请:“上古淳朴,冬穴夏巢。后世圣人,代以宫室。亦有京师,帝王为居。万国所朝,非是壮丽,何以表德?其板屋草舍,中古遗制,难营易破,空殚民财。请仰有司,令五位已上及庶人堪营者,构立瓦舍,涂为赤白。”藤原宇合被任命为慰劳持节大使,他的长安体验在平安京视觉景观的改造过程中一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天平五年(733)以多治比广成为大使、中臣名代为副使的第九次遣唐使团,从焕然一新的平城京出发入唐。临出发前,多治比广成曾造访山上忆良,向这位入唐前辈请教在长安的生活经验。看到即将启程的又一批遣唐使,年迈的忆良仿佛又看到了三十年前的长安岁月,于是作和歌《好去好来歌》相赠。反歌部分以祈祷遣唐使船顺利归航到难波津为主题,描写了迎接者的欣喜之态。

 

大伴御津畔,松原扫地迎,吾将来立待,愿早上归程。

闻道难波津,尊船泊海滨,衣常虽解纽,疾走竞无伦。

 

日本作家井上靖以遣唐使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天平之甍》,重写了多治比广成听前辈山上忆良等人讲述长安见闻的这一幕:“以前的遣唐使都是乘官船一直去长安,到首都长乐驿,受内使的欢迎出席第一次宴会。以后骑马入长安,等不及在迎宾的四方馆里去消除疲劳,即上宣化殿朝拜,麟德殿接见,内殿赐宴,然后又在中使的使院中举行盛大宴会——这种在长安京豪华的礼节,广成等已经耳闻多次……”

 

这批使者共五百九十四人,分乘四艘船从大宰府出发,秋季到达长安。时值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国力到达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18]的盛世局面。一直客居在长安的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和僧人玄昉等人,看到故国来使欣喜感慨不已,并在例行的朝贺仪式结束之后,准备一起归国。遗憾的是,遣唐使船在海上遭遇猛烈暴风雨,吉备真备等人所乘的第一艘船虽然偏离航道漂流至种子岛,但在翌年(734)三月辗转回到了平城京。第二艘船遇难又漂回了唐朝,等再次回到日本已经是两年后的天平八年(736)深秋了。最为悲惨的是判官平群广成等人乘坐的第三艘船,遇难漂流至林邑国,船上一百五十人,大多遭土著虐杀或死于恶性热病,逃离生还者仅有四人,最后于天平十一年(739)初冬乘渤海使船回到平城京。第四艘船在海上遇难后,全员葬身海底。而山上忆良的《好去好来歌》也成了最后的诀别之歌。

 

事实上,当时因航海技术低下,遣唐使船在海上沉没或漂流遇难的事件频有发生,因此被选中入唐的使者及其亲属,往往只能祈求神灵佑护。《万叶集》中收录了大量与遣唐使相关的送行歌,如天平胜宝四年(752)以藤原清河为大使的第十次遣唐使出发之际,在春日神社举行的祭神仪式上,藤原太后为外甥藤原清河祈求平安作歌:“大船多楫橹,吾子大唐行,斋祝神灵佑,沿途总太平。”藤原清河返歌曰:“祭神春日野,神社有梅花,待我归来日,花荣正物华。”“春日”即奈良平城京东春日山下的春日野,今有春日神社,为藤原氏之祖庙。遣唐使出行,例必于春日山下祭祀天神地祇,以祈海路平安。

 

藤原清河到达长安的时候,正值大唐天宝十一载(752),杨贵妃一族迎来全盛,杨国忠继李林甫任右相。帝国看似繁华,实则暗流涌动。三年后,安禄山举兵叛唐,帝国开始由盛转衰。旅居长安多年的阿倍仲麻吕受唐玄宗之命,以秘书监身份陪同故国来的使臣观摩唐王朝的皇家书库和三教殿,检视其中所收藏的经、史、子、集四部及儒、佛、道三教图书。其后,年近不惑的阿倍仲麻吕请求与藤原清河一起归国,玄宗恩准,授之为遣日使,当时长安诸多文人名士均赋诗话别。]然而这批遣唐使回程的航行也不顺利,仲麻吕与藤原清河乘第一船,遇强风被吹到安南国。使船遇难的消息传到长安,曾经与阿倍仲麻吕有过交游的文人,以为其已经溺亡,纷纷作诗悼念。[22]不料阿倍仲麻吕与藤原清河奇迹般生还,辗转又回到长安,再仕唐朝。日本天皇曾专程派人和船只迎接清河回日本,却在出航时被刮回而最终停止。二人最终都殁于长安。

 

自八世纪后半以降,因“安史之乱”(755~763)的爆发,唐王朝北方陷入混乱,国力日益衰微,故不断限制遣唐使上长安的人数,日本的遣唐使制度也逐渐进入尾声。日本天平宝字二年(758)十二月,遣渤海使小野田守向日本朝廷汇报了安禄山举兵造反,玄宗及唐朝皇族避祸西蜀之事。这份报告震惊了朝廷,淳仁天皇(733~765)下令大宰府迅速部署兵力,并命吉备真备设奇谋,以防安禄山攻打日本。宝龟八年(777)的遣唐使很快就将战乱之后唐帝国的消息带回日本,这批使者中的记录员上毛野大川在史书中详细记载了战乱给唐帝国带来的经济问题,以及政府无力修缮馆驿,呈现出一派凋敝不堪的景象。

 

九世纪后,日本朝廷又在延历二十二年(803)、承和三年(836)派出了两批使者,这也是最后成行的两批遣唐使,他们出发的时候日本都城已经迁至平安京。九世纪的遣唐使中出现了所谓的“入唐八大家”,他们的长安体验不仅影响了其归国后在日本的传教活动,也对日本寺院等宗教设施的营造影响深远。事实上,僧侣向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白雉四年(653)入唐的道昭,在长安大慈恩寺跟随玄奘法师受教,归国之际带回大量汉译佛典,开创了日本的法相宗。大宝二年(702)入唐的道慈,在唐朝生活了近十六年,于养老元年(717)回到日本。他以唐长安西明寺伽蓝为模板修建了日本的大安寺,对日本佛教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外,许多入唐僧侣还兼具律令制国家官僚身份并实际参与着中央朝廷的政治事务,如养老元年(717)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同期入唐的玄昉,在长安期间受玄宗皇帝特别嘉赏,并赐紫衣袈裟。玄昉归国时,不仅携带了唐朝最新翻译的佛典5046卷,为日本的写经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又以僧正身份参政,成了奈良政坛举足重轻的人物。据说圣武天皇建立国分寺的设想,就是玄昉依据中国的大云寺和开元寺等寺院体制建议的结果。

 

被誉为“入唐八大家”之一的空海(774~835),在延历二十三年(804)随大使藤原葛野、副使石川道益、判官菅原清公入唐。空海在长安期间先访于西明寺,后至青龙寺跟随惠果修习真言密宗。同时,他又广泛涉猎中国文学、文字学和书法。空海所著《篆隶字书》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诗论《文镜秘府论》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创作,其编纂意识当与他在长安的文化交游活动密切相关。圆仁(793~864)本在最澄门下修习天台宗,跟随承和五年(838)六月出发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入唐。圆仁在长安期间先跟随大兴善寺元政修习金刚界大法,后至青龙寺跟随义真修习胎藏界大法。圆仁在中国度过了近十年的请益僧生活,其用汉文写成的日记体行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誉为“东洋学界的至宝”,不仅是研究中日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九世纪唐代社会史的重要文献。佐伯有清对于圆仁的入唐求法如此评价:“我们作为普通人,感动于圆仁充满魅力的入唐事迹,恐怕就在于从他被选为入唐请益僧起,近十余年间克服种种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足迹遍及中国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孜孜不倦地为求法和传来佛典等所做的努力,以及他那种鼓舞人心的高尚品格。”

 

以上对遣唐使在长安行实及其带回日本的长安经验之赘述,不仅是为了重申遣唐使与长安关系之亲密——中日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积累颇为丰富。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如果从舒明天皇二年(630)第一次遣使算起,至宽平六年(894)废止遣唐使制度,日本先后共派遣出了十八批使者入唐。在这二百六十四年的遣使活动中,到过长安又“文名远扬”的日本知识人举不胜举,在上述的遣唐使、入唐僧之外,享有盛名者还有朝野鹿取、藤原常嗣、菅原善主、丹福成、橘逸势等文人。遣唐使以自己在长安的亲身经历和鲜活记忆,充实了日本文学表现的内容,在尝试用新文学形式创作的同时,也带动了七至九世纪日本宫廷文学的发展。然而,除开篇提及弁正诗句中的“苦长安”之外,整个遣唐使时代日本文学中的唐长安城几乎是“缺席”与“不在场”的。尤其是从日本知识阶层对长安城的空间及地名的感知来看,似乎并不缺乏文学想象的材料。因为遣唐使不仅带回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宗教法具、医药乐器,还将唐长安城的都市规划带回了日本,并模仿长安城修建了日本的条坊制都城——如本书所涉相关文学文本诞生的场所平城京和平安京。

 

虽然对日本古代知识阶层而言,所谓的“长安”更多是与遣唐使、入唐僧联系在一起,但对于生活在平城京、平安京的贵族文人而言,他们对于唐长安城的空间感知并不陌生,更何况遣唐使的长安见闻在史书中也多有留存。然而,这种种的历史记忆并没有转化为文学想象。直到十世纪初,随着唐帝国的灭亡和长安的“消失”,日本文学才开始了对长安的延迟表达。如果说遣唐使是一个具有身份认同的鲜活群体,那么这一群体对长安的集体记忆是在群体本身消解之后才实现了文学化的。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关于长安,日本记住了什么,这是谁的记忆?

 

 

 

图书简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可视为一种“尝试集”,它借助东亚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都城”这一视角,在“东亚都城时代”形成与解体的背景中,发掘唐长安城空间在日本的复制与挪用,及其在日本古代文学中引起的连锁性反映。以十世纪唐王朝的灭亡和长安作为东亚都城典范的失坠为分水岭,尝试解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九世纪之前日本对唐长安城空间的复制与日本文人长安书写稀薄之间的龃龉;二是十世纪以将随着唐长安城的“消失”及东亚格局的变迁,“长安”如何成为日本文人建构国家认同,并在东亚世界获取“小中华”身份的手段。本书综合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古代中日两国的都城空间、王权书写与国家想象之关联。

 

图书目录

 

序一

序二

序章 在日本发现长安

遣唐使与长安的“不在场”

长安与日本都城之源流

作为方法的都城

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

附录 遣唐使派遣一览

第一章 《怀风藻》与遣唐使的长安体验

一 遣唐使的长安体验及其汉诗创作

二 奈良诗僧弁正在唐汉诗考论

三 藤原宇合的都城意识与国家观

第二章 “敕撰三集”诗人对长安城的节制性观看

一 平安朝乐府中的“长安—边塞”模式

二 艳情诗与“女性观看”机制

三 都城思想对九世纪初日本文人长安书写之干预

第三章 《本朝无题诗》中的长安表述及隐喻

一 从东亚都城时代到“后长安时代”

二 借代与用典

三 慈恩寺:地理景观与诗学空间的重构

第四章 圆仁的长安记事及其入唐说话

一 僧侣之眼:关于长安城的苦难记忆

二 长安体验与书写唐武宗之策略

三 圆仁入唐说话流变的思想史考察

第五章 《吉备大臣入唐绘卷》中的长安图像

一 《江谈抄》中的吉备入唐说话

二 松浦:画卷上的长安风景

三 凝视长安建筑中的隐喻

四 滑稽化的唐人群像

第六章 《弘法大师行状绘》中的青龙寺

一 《弘法大师行状绘》的传承与史实

二 东寺本《行状绘》中的青龙寺

三 “三国佛教史观”与东寺本《行状绘》的历史意识

第七章 《松浦宫物语》与中世日本的长安想象

一 长安地名如何成为文学符号?

二 神仙思想与《松浦宫物语》对长安郊外的山水想象

终章

都城与想象的共同体

从近代东洋史学到大众文学

附录

后记

 

 


作者简介

 

郭雪妮,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日本中央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东亚比较文学、东亚文学及文化交流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译著两部(日文、韩文各一部),编著教材两部。近年来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四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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